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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那桐:晚清权贵漠对时局

来源:未知 编辑:观察者网 时间:2019-05-15
导读: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午后瑞鹤庄、三侄、四侄、二姑太太、达亲家来,旋去。大、四、六女来,晚饭后去。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

  在三千多名北京大中学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打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在前集会,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时候,那桐并没有任何察觉。

  对这起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那桐不过用些许笔墨,作寥寥数语,于次日概括了事件当日的情景:以“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起笔。除此之外,那桐没有过多提及,却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此诚不了大案也”。但显然,这位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的晚清重臣,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星星之火,将影响百年。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是新时代的主角登台,与旧时代作别。那么,以那桐等为代表的清朝遗民,毫无疑问已成为旧时代的象征物,不得不宣告退场。

  那桐何许人也?那桐出自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太后属于同宗。清王朝尚在时,那桐初入官场,进入户部,追随帝师翁同龢,官至银库郎中。政治这一职位虽然肥美,却非高官,不过是正五品。那桐自然也有其升官的门路,他虽无政治智慧,却结交有术,又善于纳贿理财,一路官运亨通,历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编纂官制大臣、曾办税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是清末一位宦运通达,职高位显的政坛高官。

  之所以那桐能在晚清一众大臣中留名至今,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校内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牌楼,门额上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即为那桐在1911年题写。之所以由他题写,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那桐曾一度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二是因为那桐留下了长达八十万字的《那桐日记》,对于研究晚清民国社会变迁,以及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有很高价值。

  等到五四运动发生时,那桐已经步入晚年,避离时事数载。1919年5月4日,学生们聚集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前后。《晨报》刊发于次日的新闻中亦有提及,“至,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可见当时场面之大,群情之激荡。

  从那桐宅园到五四运动当天的事发地点和东交民巷,不过二三公里,距离上不可谓不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桐在做些什么呢?

  这天早上,那桐的两位女婿到访,与那桐交谈不过片刻,两位女婿便告辞离去,“早五婿、六婿来,稍谈即去”,这里边的五婿,即为振贝子长子溥钟。接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大女、二女、四婿、四弟来,均留晚饭,吃梁厨菜,尚佳。亥正后散。王福晚车去津。”从这一天的午后,直至晚上九十点钟,那桐均和家人在一起,还不忘记品评一下当天厨师的水准。只有管家王福在晚上去往天津——这当然也是寻常的活动,自1912年后,那桐就在天津英租界孟庄购买了一处地皮(即今新华路176号那桐旧居),并于次年搬入,自此长居天津,并常往返于京津二地。

  同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观者一样,直到第二日,那桐才风闻了前日的事件。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无数重要历史时刻,在发生的当时,其实并不会波及旁观者太多。在次日的日记中,他才难得提及此事:

  “……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

  这里边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虽然《晨报》在5月5日刊发了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提及章宗祥“到医院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医谓其流血过多,势颇险恶,未知确否。”但那桐当时得到的传闻,却是“次日毙于医院”或者“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可见,即便在次日,那桐得知的消息亦为风传。这和他曾经是权臣政要的身份颇为不符——似乎在1912年夏天的那次中风之后,这位京城百姓口中的“那相”“那中堂”便渐隐于时事背后,既不参与,也鲜少评议。

  尽管只是这样匆忙数语的记述,在那桐晚年的日记中,其实也并不多见。不管是对时下政治的“懵懂不觉”,还是自觉“大势已去”,明哲保身,退守宅园,这位曾经的权臣要员,俨然已成了“又痴又聋的家翁”。

  转过天去,也就是5月6日,那桐的笔墨已经回归到“园中牡丹盛开,藤萝亦甚娇艳”的赏花、听书、会友、借园子、办堂会,间或往返京津的庸常记录中。

  不管是这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是家国天下的烦忧,似乎都很难再在那桐的生活中激起任何涟漪。令他感到不好受的,只有反复发作的足疾。在那桐的日记中,这令他痛苦和烦恼多年的足疾,恰好开始在这一年。

  1919年4月16日,那桐写道:“右脚修破,弗良于行,未下楼。”第二天,那桐又提道,“午后请王延年治足疾。”这之后,足疾让他饱受折磨,观察者网隔三岔五便会在日记中提到诸如“足疾仍痛”“足略见效”“足疾见愈”“左足又疼痛”“不能著履”“左足痛尤甚”“痛楚加倍”“左足病微瘥”“左足旧疾复发”等。在8月8日,那桐少见的多记录了数行,其中提到:“自三月半至七月半四个月,疼痛流脓血,不堪其苦。津京洋、华医生延请数人。”比起被火烧的赵家楼,抑或是被痛打到浑身是血让人误以为于“次日毙于医院”的章宗祥,痛楚不已的足疾更能占据他的笔墨,因为这才真是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

  等到那桐再次提及,已经是一个月以后。这次的笔墨更加稀薄,只提及“学堂学生街市游行演说,军警弹压解散,人民观望,市井骚然”,附着在“左足仍痛……”之后。这次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北京下令责成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约束学生即日上课,并嘉奖曹、章、陆三人。激愤之下,北京各学校学生决定再次上街游行演讲,导致千余人被拘留在译学馆和马神庙,直至工商界群起罢工罢市,拘捕学生才得以被释放。作为旁观者,那桐注意到两点:一是军警弹压解散,二是市井骚然。

  从晚清到民国,那桐曾深处历史漩涡之中,却又因病痛和“见机行事”的圆滑处世风格而置身事件之外。与很多清朝遗民的不甘不愿不同,对于历史的演进,那桐总是处之以一种“识时务”的态度。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可谓不轻描淡写。

  等到1917年,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电报,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奉有皇上谕旨数道,北京市面人心极其安静。”从次日起,那桐改用阴历记日记,记录至第十天,?那桐提及“闻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阴阳历并用,提及“车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无损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阳历书写,提及“张军败逃,京中秩序稍复”。

  在桑兵所著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中,也有提及那桐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无论是昔日皇族、前清遗贵,还是军阀要员、民国政要,那桐总能与之相交,左右逢源,保得己身。

  这里边提到的京宅西院,便是那桐在北京的宅院,他那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第,是这一时期少有的珍贵私家园林,根据张寿崇的《那家花园话旧》记载,这一宅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止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正门(南)开在金鱼胡同,北墙一直到西堂子胡同,有两个随墙后门。”

  在清末民初,那宅和宅院之东的花园——怡园,是朝野政要和各界名流聚会的重要场所。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表示,在所有于此地举办的政界聚会中,除了1912年北平各界三次在此招待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都曾是那家花园的常客。有记载,1914年4月段祺瑞嫁女,曾借花园行结婚礼,1917年1月,徐世昌在此宴请国会议员。同年,段祺瑞在此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谭鑫培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不过七天即病逝。除此之外,冯耿光、冯国璋、张作霖等都曾借园子宴客。

  即便是在1919年,借园子的事情也并不鲜见,比如5月17日、26日均有记载。这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也并未耽误园子中的赏花、看戏、宴客。

  反观1912年2月北洋军哗变,京城大乱时,那桐的消息还颇为灵通,他提到哗变者为陆军第三镇某某营“因索饷焚抢”。此次事件虽那宅无恙,但3月2日,那桐就携家眷乘车抵津,在“德界租寓”,之后又租借马场道一处洋房,并于当年7月买原山海关道周长龄、甫寿臣位于天津英租界孟庄的一块地皮,计六亩七分地。

  次年1月16日,那桐同家眷移居新屋。而这也意味着,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权臣“那相”,已经淡出权力角逐,赋闲在家,进入了养病和养老的状态之中。《清史稿》中,这样记录着那桐的晚年:

  “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除了足疾,那桐还患上了老年性便秘和肺病,在记录家常琐事之余,有关病情和看病的记载越来越多。直至1925年6月26日,那桐去世前两日,日记至此全部结束。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那桐写道:“夜睡欠稳。巳刻克力来诊。申刻张午樵来诊,仍服克力药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映照于那桐日记中的寥寥数语,似又在情理之中。不过,作为曾经的晚清重臣,他也绝非全然置身于事外。

  与五四运动相关者,曹汝霖首当其冲。在当时流传于市井之间的时文之中,一篇名为《一日三迁之曹汝霖》中写道:“游历归来,清德宗升遐,宣统嗣位,袁世凯已为隆裕后所摈弃,曹即投拜徐世昌、那桐二人门下,以保己之地盘。曹素工媚术,徐、那均为所惑。那与曹之感情,尤为融洽。此所以外间谣传,曹妻曾与那私也。”这些言论,明显带有穿凿附会及加工的痕迹。其中所传的“曹妻曾与那私”,当时见于一种小本书籍,名曰《金刚卖妻记》。不过,据其他消息佐证,并无此事,应“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1917年3月19日,那桐在日记中言及“又早曹润田来,午茂如弟来”。可见二人私交甚著。当然,那桐颇善结交,私谊甚广,袁世凯、徐世昌等也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7年1月15日,那桐就提道:“又优待皇室条件宜规定宪法公民意见书,那桐列名具呈参众两议院以待公决。今日世、徐两太保领衔在桐金鱼胡同家内公宴议员,到者一百七十六人,亥正尽欢而散。”

  在五四事件之时,徐世昌正为时任民国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民国大总统。据罗家伦回忆,五四运动爆发时,曹汝霖宅邸“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曹宅火起之后,“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抓人。”待到1919年6月10日,徐世昌连发三道大总统令,宣布免去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尽管徐世昌所作所为被有些人认为是段祺瑞的“政治花瓶”,但纵观整个事件,徐世昌的角色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互有往还、同为经由晚清进入民国时代的大人物,那桐的选择是谢幕和隐居。但有意思的是,历史又总会拨正回去,让二人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亦选择寓居天津,过上了文人式的晚年生活。

  迁入天津,似乎成了这些清朝遗民、民初权贵退居幕后,沉寂于时事的一个标志。只是那桐要早了许多年。

  自清朝覆灭以后,那桐就已经过上了避居生活,会友、赏戏、下馆子成为他的全部,晚饭后到马场道一游也时常出现在日记之中。借园子、办堂会等宴乐赏玩之事,无一不是清朝遗民的旧习——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过去的事情,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时空气泡,将自己包裹入其中。在行将逝去的旧时光里,有他熟悉的空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下去。时代的巨响,经由这层隔膜,便成了遥远的回声。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以那桐为代表的清朝遗民依然生活在这个属于所有人的时代。即便他自我避离于宅园之中,仍会对这场新时代的浪潮表现出罕见的些许关心,不能不说是他们游园弄花、宴饮悠游的庸常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也从侧面表现出这场运动的震撼性之大,甚至让这些早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的过时人物也惊起了些许浮尘。

责任编辑: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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